當期季刊
臺北文獻直字第233期,民國114(2025)年9月 封面 典藏/臺北市立文獻館 撰文/林琪 封面設計/高挺育 頁:卷首 摘要: 大橋公學校運動會 臺北市大橋公學校創設於大正14年(1925),初期借用大稻埕第二公學校校舍,至大正15年(1926)新校舍完工後遷入。1941年改稱「大橋國民學校」,1968年以「大橋國民小學」名稱使用至今。 日治時期,公學校運動會是教育的重要環節,透過操演與競賽培養學生體魄與團隊精神,也成為地方居民共同參與的盛事。圖為1939年大橋公學校舉行運動會時的場景,操場上學生整齊列隊,展現當時學校教育注重體育與集體活動的特色。(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 關鍵詞:封面 圖片 文獻館:臺北市學校相關文物 頁:彩色頁 封面:大橋公學校運動會 關鍵詞: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文物 主編的話 何義麟 頁:1-2 關鍵詞:主編的話 口述歷史 「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口述歷史座談會 頁:3-76 附錄 芝山巖上的學校與漢人教師 黃顯宗、吳儉鴻 頁:77-128 研究討論 許佩賢:日治時期公學校的學校文書與教育史研究 頁:129-172 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所形成的各類學校文書為中心,探討其成立背景、制度規範、實物範例及研究應用價值。首先,透過 1899 年總督府內訓及地方層級的法規、命令,確定學校常備表簿的種類。學籍簿記錄學生個資、學業、身體發育、未來志願,為教育史、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學校日誌記錄每日校務活動,反映學校管理的手法。學校沿革誌記錄學校設立與發展過程,對於釐清學校歷史,或是探討學校與地方社會關係十分有幫助;教職員履歷書則有助於探討教師個人職涯與教師證照制度的變遷;學級經營案可以協助重建教室的教學活動及教師班級經營的樣貌。整體而言,學校文書是理解臺灣教育史、地方史,乃至於國家政策實施的關鍵史料,也是學校與地方的重要文化資產。最後,本文建議推動學校文書全面數位化與公開利用,促進學術研究與文化資源活化。 關鍵詞:學校文書、學校檔案、學校文物、學籍簿、學校日誌、學校沿革誌、數位化保存 專輯:「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 賴俊諺:日治初期北臺灣公學校「學校園」的形塑歷程:以艋舺公學校與桃園公學校為例 頁:173-214 摘要 本文探討日治初期學校的空間規劃,聚焦其教育功能形成的脈絡。日治時期的「學校園」泛指校內各類園藝空間,如庭園、樹木、農業實習地與動物飼養區,係殖民教育體制下,教室之外的重要實踐場域。從歷史縱深出發,回顧日本1905 年頒布《學校園施設通牒》所提出的四項教育功能,並指出臺灣雖遲至 1912 年才納入法規,但實務上早於 1910 年前後學校即開始進行討論與施作。而結合教育理念的校園空間規劃,不可忽略角色就是學校教師。 因此本文亦檢視教師如何在具體的校園規劃實踐中體現教育理念,嘗試回應各校空間配置趨於類似的形塑原因。除了制度規範外,臺灣公學校校園延續日本內地的「美感涵養」、「勤勞訓練」、「直觀教材」等功能指標,並因應殖產政策而凸顯出「實驗作物」與「農業技術教育」兩項殖民地特色指標,展現制度輸出與教師實踐之間的交互作用與特殊性。未來若能結合景觀設計、環境史與空間文化研究等視角,將有助於深化對近代臺灣校園空間的理解與再詮釋。 關鍵詞:學校園、校園規劃、殖民統治、體驗教育、教育功能 專輯:「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 周志仁:吟風化雨:日治時期瀛社詩人筆下的臺北教育風貌 頁:215-284 摘要 日治時期是臺灣社會現代化發展重要階段,隨著總督府的政策實施,國民基礎教育制度逐步建置完成,隨著學校數量增加、教材標準化、師資專業化,形成近代臺灣教育的雛形。本文以瀛社成員的視野,探討其筆下所呈現臺北市教育的面貌,並透過詩作與文獻爬梳,呈現日治時期傳統與現代、文學與教育、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變化。 臺灣自改隸以來,總督府便將教育視為遂行殖民統治的樞紐,教育的終極目的在為帝國培養忠誠良善的臣民,塑造具備知識與紀律的現代化公民。臺北市作為島都,不僅擁有現代化的各級學校,亦是全臺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各項教育政策皆以臺北市為起點,向全島各地發展。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媒介,更是價值觀塑造與國家認同的最佳途徑。 瀛社是日治時期北臺灣最具代表性的詩社,成員背景多元,有來自傳統書房的地方仕紳,更有接受新式教育洗禮的知識分子。社員不僅是詩人,更具記者、醫生、商主……等多元身分,許多成員亦是教師,親身參與近代教育的轉型歷程,也親眼見證殖民政策下日語的興起與漢文的沒落。 詩文創作必須豐富的知識與充沛的文思,瀛社成員走筆成文之際,也積極讓子女進入現代教育體系。他們將觀察與省思融入詩作,成為日治時期臺北市教育發展的第一手資料。透過詩文,可見教育現場的建築、課程、教材……等描寫,見證臺灣民眾接受新式教育啟蒙,進入文明的進程。透過詩作的吟詠串聯傳統與現代,充分表現臺北市知識分子文化認同與社會肆應。 關鍵詞:日治時期、臺北市教育發展、瀛社、漢詩、學校 專輯:「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 鄭政誠:日治時期臺北一中學生的軍事訓練與動員 頁:285-334 摘要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設立於日治初期,校齡迄今已超過二甲子,初始為專供日人子弟就讀之中學校,為方便日人子弟在臺、日二地的學習,課程設計也多與日本國內中學制度相同。由於日本男子有兵役義務,因此中學課程配置也含有軍事訓練的「體操科」在內,即所謂的「兵式體操」,至大正 14 年(1925)更因日本大規模裁軍而起的「宇垣軍縮」政策,為防止遭裁軍後的軍人無所適從,日本政府發布《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將資遣現役軍人分派到中等以上學校教授軍訓,此後,無論臺、日籍學生也開始接受更正規的軍事教育。 隨校園軍事化的開展,「體操科」中的「教練」項目被大大擴展,舉凡各種軍事訓練、操演與校閱都在校內外開展,學生的身體動能與規訓化可謂極度擴展。進入到太平洋戰爭期間,非僅「體操科」變成「體鍊科」,隨軍事動員的強化,各種軍事參演競賽甚或「學徒出陣」、學徒兵等,也成為臺北一中學生在畢業前後的重要活動。 檢視臺北一中在日治時期的報紙、老照片、畢業紀念誌等文獻材料,可發現軍事訓練已成為該校學生的重要學習項目,而從校友回憶性的文字中,亦可發現軍事訓練與戰爭動員是多數學生最難抹滅者。由於臺北一中為全臺首座中學校,也是以招收日人子弟為主之中學校,雖然歷來受限於材料而多被忽略,惟檢視該校在此等課題上的因應與作為,仍可與其他中等學校進行比對。 關鍵詞:臺北一中、中學校、教練科、軍事訓練、戰爭動員 專輯:「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 飯塚美涼:日治時期城南學生的交通選擇:以臺北鐵道與大新自動車為中心 頁:335-380 摘要 本論文擬探討日治時期臺北至新店間開通的臺北鐵道及其競爭對手⸺大新自動車的營運狀況及城南學生們的交通選擇。 1921 年由於臺北鐵道株式會社開通當時唯一的私設鐵路臺北鐵道,成為臺北到新店地區的交通工具。約略同一時期,因道路整備,與臺北鐵道幾乎同樣路線的大新自動車成立,兩者間產生競爭關係,雙方在票價、所需時間等方面一直保持著相互關注的狀態,造成臺北至新店之間的地區交通更容易發展的環境。特別是對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及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和教授來說,臺北鐵道為上下學時候很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只在市內移動,大新自動車或臺北市營公車也是可能的選擇,只從費用考量的話,臺北市營公車為最經濟的選擇。但市內與市郊的移動,例如居住在新店方向的人前往臺北或是居住在臺北卻通勤至新店的人,由於交通選擇相對較少,利用臺北鐵道的比例較大。 關鍵詞:臺北鐵道、大新自動車、臺北帝國大學、學校生活、上學 專輯:「大臺北近代學校教育」 蔡蕙頻:日治時期臺灣的鉛筆消費、流通與生產 頁:381-436 摘要 本文旨在關注日治時期臺灣的鉛筆市場的建立與銷售管道,以及戰時體制下臺灣在地的鉛筆工廠運作情形。日治以前習用毛筆的臺灣人,隨著日治時期近代學校體系的建立而接觸到鉛筆,國語課中教授的書方科,教學重心也逐漸由傳統的毛筆轉向硬筆書方,1931 年開始正式實施的硬筆書方更是進一步打開了鉛筆市場。 另一方面,臺灣的木材雖然量豐質佳,卻無蘊藏鉛筆的重要材料石墨,因此無法在地生產鉛筆,而是在日本鉛筆生產鏈中負責提供製作筆桿的木料,在日本本國生產完成的鉛筆,再運回臺灣,透過文具、書肆或百貨通路銷售,偶也有街頭推銷的形式販賣鉛筆。 日本的鉛筆製造工業始於明治時期,品質雖不及德國等海外產的日本國產鉛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下,德、美等鉛筆生產大國生產線停滯時趁勢大量生產、外銷,迎來一片榮景,也是移入臺灣的第一次高峰期。一戰之後,德、美鉛筆生產線復工,日本鉛筆工業受到頓挫,而臺灣的鉛筆需求量在 1920 年代進入穩定階段,1931 年在政府鼓勵使用國產品,以及臺灣將硬筆書方教學正式納入國語科後,臺灣鉛筆的移入量進入第二個高峰期。而自日本移入臺灣的文具以大阪最為大宗,1916 年至 1938 年間,其移入額長期占全日本的 8 至 9 成之多,反映出 1923 年東京大地震之後大阪取代東京,一躍成為日本最大文具輸出地的發展,大阪同時也成為日本國產文具輸往南方最重要的根據地。 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後,總督府在 1939 年實施物資統制,並於 1941 年規範鉛筆販售價格。1943 年,臺灣木材鉅子飯田清籌資成立日治時期唯一一個鉛筆工廠「高砂鉛筆株式會社」,臺灣終於有了在地的鉛筆生產線,可惜它的產量不大,且產品全數充為軍用。戰後,高砂鉛筆株式會社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接收,工礦處在 1946 年將它位於板橋的廠房標售給上海鉛筆廠。臺灣仍須等到戰後方見大規模的鉛筆生產工業。 關鍵詞:鉛筆、文具、高砂鉛筆株式會社 大事記 文獻館:臺北市大事記 民國114年4月至6月 頁:437-468 關鍵詞: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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